时值我们国家改革开放40年,人生最好年华正是经历着国家翻天覆地历史性变化。回忆起来,我们的人生,每个家庭的生活变化也无不打上那个时代印记,那个时代留给我们太多历史记忆。
本人1957年在天津出生,小学时候赶上文化大革命,初中经历了复课闹革命,初中毕业下乡到农村务农,1978年参加高考回城上学,后来参加工作,现在已经退休。回首自己的人生轨迹与整个社会发展变化是联系在一起的,自己家庭和家人的变化也是如此。此时我想起我已故的家人——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浙江人,从上世纪30年代来到天津。大半辈子生活在天津,生活在和平区保定道,可以说与黄家花园朝夕相处,这段生活变化,留给我们,留给我们一家太多的回忆。
天津是父亲落户生根的地方。我的父亲是浙江定海人,1902年出生于一个破落家庭。父母早亡,大姐和妹妹也是早早过世,三个哥哥各奔东西在外谋生。父亲小的时候还是有幸得到私塾的三年教育,但终因家里人都出来谋生,到了15岁时便只身一人来到湖北黄石港上街正大火油栈学生意。经查阅资料得知,火油一词是指用来生火照明的油,主要是石油和花生油,后来用来指照明煤油。当时的黄石矿产资源丰富,冶炼历史悠久,富有“青铜古都、钢铁摇篮”的美誉;加上其东部为长江,明末清初时,就是从九江到武汉中间唯一的港口,交通十分便利,贸易也非常活跃。可能是因为这些缘故,这里成为人们谋生的好去处。父亲15岁开始学徒,由于为人诚实干活踏实心细,等到了19岁时已经开始帮忙外帐。到了1925年,20来岁的时候又跑到上海去谋生,在浦东烂泥渡馀兴祥火油栈外帐房。当时的上海商贸交易相当繁荣,浦东烂泥渡紧贴黄浦江由南向北走向的路,总共6华里的路上就有六个轮渡口,是当时浦东地区一条便捷通道,货运仓储贸易货栈应运而生,当时能够跑到上海学生意也算是明智之举。1929-1934年,父亲又进上海明昌公司华账房。到了1936年,父亲来到天津投奔远房亲戚,并定居娶妻生子。当时住在英国地——现在的和平区保定道。那时天津是北方经济中心,商贸经济与南方的上海齐肩。父亲当时进入天津大明眼镜店分店做店员、会计,一直工作到1964年退休。现在看,父辈那时来到天津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生活所迫,少小离家;二是投奔亲戚朋友,生活有依靠;三是那时天津经济比较发达,生活有滋有味。
父亲个子不高,清瘦略虚弱。记得小时候父亲总是要闹胃病,经常要靠小苏打来调理,南方人虽然喜欢吃米饭,但是那时很少吃到大米,加上胃病平常喜欢吃的还是以苏打饼干、馒头干之类比较容易消化的小食品。我小时候,平日里白天父亲要去上班,只有到晚上才回家。那时父亲要养活一家老小,十分辛苦。每到休息日或节假日时,哥哥姐姐也都是在家,一大家人有7、8口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当时似乎对父亲没有什么记忆太深的事情,与父亲的接触能有些记忆也就是他退休后在家的那段日子,细细数起来也就只有六、七年的光景,也正是我上小学、中学的这段时间。
父亲吃饭时常要吃点小酒。那时除去过节能买到凭票凭本供应的瓶装酒外,平日大多喝的都是零散酒。父亲喜欢喝的是黄酒,而且是稻香村的绍兴酒,那里的酒味道纯正,质量是上等的,好像是五毛多钱一斤。稻香村是黄家花园一家专卖南方食品的杂货店,那里有卖各种酒,各种酱腌腊制肉(在店里陈列着金华火腿),各种干咸鱼、海货,各类干腌调料等南味食品。小店坐落在西安道与长沙路交口的附近、西安道小学对过,就是现在消防队的西边,这是一个长条形的店铺。靠近东面外边有小间的地方摆放着一两张桌子,总有三两人打上一、二两酒,站在桌子旁就上一包果仁或是芽乌豆什么的。那时的果仁用报纸包的有棱有角,还有用灰纸包着酱肉或杂样什么的,一口酒一点菜,一边聊天一边小酌,有滋有味十分惬意。那时,我常去那给父亲打酒,除了有时会得到几分钱的奖励外,还是喜欢那时酒铺的味道,绵绵酒香里夹杂各种酱肉杂样的味道飘出店外,每每闻到那种味道都要屏住呼吸深深地吸上一口气,慢慢地好好回味。店里高高的柜台上摆满一坛一坛的酒,售货员站在酒坛后边,笑容满面热情俯身接待顾客,打酒时要掀开用红布裹着的酒坛盖子,一手拿着套好漏斗的打酒瓶子,一手拿着长把的打酒用的酒提子放进酒坛里面去,一提满满的酒带着酒香打了上来,然后倒进酒瓶里点滴不漏。
父亲喜欢吃烫好的温酒。喝酒时,先是要把酒盅放在小碗里用热水烫过,然后把水倒在小碗里,酒盅放在小碗里再倒上酒,用热水慢慢把酒焐热的。父亲酒量不大,每次最多不过一、二两酒,但在酒盅旁至少要有一个小菜用来下酒,常常是些咸鱼或者是些南方小菜,一小口酒一筷子菜地慢慢小酌起来。父亲吃的很少,那点东西每次我还要乘母亲不注意夹一筷子或用筷子沾沾酒尝尝鲜。家里吃饭,先是父亲喝酒,然后再上菜盛饭。大家围坐一起吃饭,先要看到大人动筷后才去夹菜吃饭,吃饭时不许吧唧嘴发出声响,也很少说话。虽然那时的饭菜十分简单,但母亲总是变法精心给父亲准备下酒的小菜,有时院里邻居也会送来父亲喜欢的南方小菜品尝。那时的食品十分匮乏,后来听母亲讲:为了保障父亲的身体,当时全家节衣缩食也要花大价钱偷偷去买外边黑市上的鸡蛋还有其他东西。不管父亲吃什么,总是要给我加上一筷子解解馋。晚上父亲要吃水果,即使是要睡觉了也要坐在床上削水果:鸭梨、苹果的皮削出来一圈一圈的都不会断,然后还要用刀把削好的水果切成块,在家的人都会吃到一块。那时家里说是给父亲准备吃的东西,实际上他也都会分给了我们小孩的,想必是担心我们缺少营养,毕竟还是正在长身体的时候。
父亲待人和气乐于为邻居做事。无论对家人还是街坊邻居他一般很少讲话,见面总是客气点头打招呼,不善言辞的。但是对于邻居大家的事还是蛮上心的。我们家住在保定道48号,院里楼上楼下有九户人家,院里的电表和水表都只有一个总表,每月要将所有电费和水费分摊到每户,这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每月的电费要按每家用的灯头、瓦数计算,水费是按全院人头平均计算,如果每户实际花费加起来少于总费用,亏的部分还要再按户分摊。每当来收电费、水费时,院里各户轮流值班负责挨家挨户抄下灯头瓦数和统计在家用水的人头,父亲按照抄下来的每月实际各户情况和总体费用算好帐,将各户开支一笔一笔写清,再交给负责值班的去挨家收费。每月各户的水电费开销情况都是要用纸誊写清楚,贴在院里大门上公布于众,接受大家共同监督。因为算的仔细、清楚,大家基本都认可,很少在这些事上闹意见发生纠纷。那时,院里邻居关系简单明了,谁家有什么事,大家都会伸把手帮忙的;双职工的孩子放学了回家,想到谁家喝水歇脚都会推门就进;谁家的亲戚来串门,邻居见到都会打招呼让到屋里坐坐;谁家炉子灭了,只要知会一声就能夹过烧好的煤块来引火不误生火做饭。那时,院里楼上楼下邻里关系非常和睦,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人们互助互爱。男人们喜欢饭后聚在前院保定道门口便道上聊天,上了年纪的拿出板凳早早坐在那里;女人们在家里边洗菜做饭边聊家庭琐事,上学的孩子常常在一起写作业下棋打牌,再小的孩子喜欢在院里各家跑来跑去……满眼都是和谐快乐的生活场景,这些情景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脑海里,真是难以忘怀。
父亲退休在家,每天要看报,听广播,还喜欢和老邻居聊天。那时我们院里有三户南方人,而且老家都是江浙一带的,还都从事眼镜行业工作。前院的周先生是天津眼镜厂八级老技工,高高胖胖的个子,在单位磨眼镜片子技术是最好的,因为也是从老家出来,走南闯北知道的东西也最多,肚子里总有许多别人不知道的故事,讲起话来瓮声瓮气底气十足,老远就能听到他那高嗓门说话的声音。楼上的白先生是坐落在和平路百货大楼对过的天津大明眼镜总店的高级职员,个子虽然不高,但长得精神穿着讲究,透着南方人的精明,因为喜欢喝酒,家里床铺底下摆满一坛坛的老酒。白先生也常到我家串门聊天,如果哪天来了讲起话来没完没了,那一定是酒喝好了。大多晚饭后,几个老人邻居常来家中串门,都会聊些几天来外边的新闻,厂里店里的趣事,这些都是父亲比较关心和喜欢知道的。他们聊天的时候,父亲大多是在一旁静静地听,偶尔也会说上几句。听他们讲的带有地方口味的普通话还算听的明白,如果碰上讲家乡话就跟听讲外国话一样。看着几个老朋友聚到一起,南腔北调谈天说地兴致满满,也是一天里父亲十分快活的时光。我也喜欢听大人们天南海北地聊天,常听他们聊些小时候出来到北方闯荡生计的一些经历,有时候就跟听讲故事一样有滋有味。我曾听他们讲过,父亲十几岁出来要坐船到外地谋生学生意,因为年纪小晚上困的迷迷糊糊走在甲板上掉进江里,幸亏被人救起。前院周先生曾经讲过,旧时上海滩有个摇船过黄浦江的,一天船到岸后客人走光,发现船舱里有个公文包,这位船工就一直守候在那里等到失主来领。后来这个船工被失主保荐到一家银行做事。他们讲得许多东西细细慢慢回味起来,充满着人生的哲理和做人的原则,这对我后来成长过程起到潜移默化的启迪教育作用。
父亲退休后坚持锻炼身体。为了增强体质并减少家庭负担,父亲退休在家后,几乎每天早上要去黄家花园西安道二池旁的小花园学习打拳。父亲学习打太极拳,从八式、十六式学到二十四式、三十二式。父亲练习打拳,就像是做人做事一样一丝不苟,一招一式都是必须要到位。后来锻炼时间久了,父亲也成了花园里晨练的主力,每天要负责召集大家喊号练习。随着锻炼的队伍逐渐扩大,每天要有几十个老人一起锻炼,大家都要听从父亲的指令,到了该锻炼时间,父亲一声长调“预备”,大家就会停下聊天围着花坛各自站好位置排好队,在父亲的号令下,开始整齐的做着各样的动作。那时没有音响设备,靠的是组织者喊号。别看父亲瘦小,喊起号子高亢有力会传到每个人的耳朵里,真想不到瘦小的老人哪来的这么大气力。父亲待人和蔼可亲,不论在院里对邻居还是在花园里人缘都是老好,大家一见面总是包大爷长包大爷短的,少有不熟的。母亲那会有时也会去花园转转看看,看到一帮人其中还有不少老太太围着父亲问这问那都插不进话,回到家跟我们说起时言谈中难免流露出一点嫉妒心态。那时,一有时间我就去公园玩耍,一边看父亲他们打拳,一边在花园游乐器械上玩耍,等父亲练完后我们一道回家,有时在回家的路上还要去吃早点。记得那段时间里,父亲很少去医院看病,这与坚持每天锻炼有着直接关系。毕竟早上公园空气新鲜,一套拳打下来,是非常辛苦的。
父亲早上很少在家吃早点。早上在花园锻练后,还要在外边吃早点。记得西安道和山西路交口附近、祥记杂货铺对过有个馄饨铺。那里的馄饨十分鲜美,早上能带着干粮喝上碗馄饨汤这在当时也是很不错的。父亲喜欢在那喝馄饨,后来常去玉华台喝。如果和父亲一起去花园,早上不仅能喝到馄饨汤还可以吃上馄饨。所以只要有机会就和父亲一起去吃早点,为的是喝上真正馄饨。后来参加工作,我也会经常去喝馄饨。滨江道登瀛楼的馄饨,再配上银丝卷、去骨肉还是很有味道的。现在也常去喝馄饨,但是已经很难找回那个味道了。不知是人的口味变了,还是原材料和做法变了,反正没有那时候的味道了。父亲对家庭身体力行尽心尽力。父亲退休后,每月要靠45块退休工资养活全家。那时家里吃闲饭的多,我的姥姥70多岁,是个旧社会过来的小脚老太太,我和姐姐都在上学,母亲原来在街道合作社包药,后来因为照顾家庭总要告假,街道因此动员母亲离职在家做家庭妇女。后来为了全家生计,父亲只好到街道工厂帮忙记帐,毕竟还有点收入可以用来周济家里日常开支。由于父亲做事认真,为人厚道老实业务又好,除去帮助记账会计,街道还经常要找父亲帮忙参加做些公益活动。那会街道组织学习活动时,父亲就负责给大家读报纸、读材料,还要忙乎写写抄抄文章等一些居委会日常杂事。有时晚上还要出去参加居委会活动,一帮老头老太太们带上红箍打着手电筒在街道胡同里去巡逻执勤,维护一方社会治安。
父亲对我们小时的教育是潜移默化的。记得小时候家里生活十分拮据,但是仍要坚持订阅天津日报。每天看报是父亲一天里边的大事,一份报纸翻来覆去地看,生怕漏掉什么东西。以至于后来我也养成经常看报纸的习惯,就是再忙也要看报学习了解外面的事情。父亲关心国内外形势和局势变化,遇上重大消息和重大新闻,全家人甚至还有院里邻居都要聚在我家听父亲读报。家里另一大开销是电费,那时电费是按每家多少灯头计算收费,收音机也是要收电费的。那时家里早早就用上了老人们讲的话匣子。记得最早的收音机是老式日本产的,费电、台还少,而且频率不稳定,总是需要来回找台,声音老是滋滋喳喳的。后来大哥从南方给家捎来南京产的”红灯牌”收音机,声音好、台也多。那时我家电费在全院是最多的,尽管母亲总是要唠叨。后来我下乡务农插队,姐姐攒钱给我买了环球牌半导体。记得是在和平路“革命之声”门市部买的。当在农村生活百般寂寞时,每天半导体总会陪伴我,我走到哪就把它带到哪,真是天天离不开,就是晚上睡觉也要把它放在耳旁,总是听着听着就进入了梦乡,半夜醒来时它还在响着。那时正是因为有了它,学会了唱样板戏,字字句句记得清楚,就是今天也是朗朗上口的;学会了唱革命歌曲,包括电影插曲、毛主席语录诗词歌曲也是会的最早;喜欢上了曲艺相声,包括王毓宝的天津时调、董湘昆的京东大鼓,时不时总爱哼哼几句;像常宝霆、王佩元的相声,特别是《挖宝》段子利用猪的内脏做药的那些药名,至今也是不忘;那时喜欢听的还有小说连续播讲,烈火金刚、欧阳海之歌;关山老师的诗朗诵雷锋之歌,真是百听不厌。通过收听广播,知晓许多国内、国际事情,增长了不少知识,也拓宽了自己的视野。
父亲对我们管教十分放手。那时学习压力也不大,很少过问我们的学习,从不打骂,多是从拓宽眼界、培养习惯和兴趣出发。我在家最小,可能是老小的原因,父亲走到哪都喜欢带我出去。父亲在大明眼镜店做过会计,那是一家百年老字号店,退休后父亲常带我去店里转转,见见老同事,不论掌柜和店员都非常和蔼可亲。周末休息日还常带着我去店里老同事家去串门。记得他常去店里王先生家串门,好像是住在辽宁路与滨江道交口委托店旁、光明电影院后边的胡同。每次我们都要沿着河北路、营口道、山东路、辽宁路、劝业场一带溜达着过去,这段路是市中心最繁华的商业街,马路上的汽车、路边两旁的店铺、便道上不同形状的房子,一路走来看得是眼花缭乱,见识了许多东西。在人家里边,大人们聊天,我一个人就到胡同里玩。有时碰上电影院临近散场,服务员会提早打开通向胡同的后门,还能听到里面传来播放电影的声音。
小时候,父亲手把着教我学习算盘。开始是从在算盘上玩游戏开始,在算盘的上档珠子和下档珠子间隔出一上一下,然后一个碰一个,看谁最后还有珠子,开始我总是输,后来才有了赢的时候。当我慢慢对算盘有了兴趣时,父亲又教我学习指法。下档珠由拇指上拨食指下拨,上档珠由中指负责拨上拨下,父亲的手指在算盘上会把算珠拨打的欢快流畅,珠子的碰撞声有声有色,看得我都入了迷。一有时间我就不厌其烦练习,还和父亲比看谁打的快。随着熟练程度提高,父亲开始教我打16875,打上一遍清盘后接着再打一遍;接着还要练习每次连续加上十遍。后来又学习加法,边背口诀边练指法,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从1加到50、加到100,一遍又一遍,一有时间就练,不断练习准确度和速度。后来我参加了工作,需要用算盘汇总十几个单位30多种商品报表,由于我有珠算的基础很快就进入角色,得到单位师傅和领导的认可和赞赏。80年代在武汉参加商务部干部培训班学习时,珠算在全班也是最早拿到5级证书。
父亲文化水平不高,只是私塾三年,靠的是自己努力学习。他的字一笔一画非常有劲,字形架构有骨有肉,看上去非常饱满,我至今还是自叹不如,并引以为骄傲。上学前,父亲就教我学习识字,没事就学大人的模样读报纸,碰到不认识的字父亲会教我读和写。开始练习写字,是在用过纸的背面教我练字,将废纸订成写字本子,用尺打上格练习写字。在父亲循循善诱下,我自幼喜欢读书写字,培养了热爱学习情趣,成为我一生当中十分珍贵的财富。那时我常看的书都是哥哥姐姐看过的书籍,从《少年文艺》中,知道了阿凡提和巴依的故事,还有就是家里有本竖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也不知看了不少遍,保尔•柯察金的故事教育了我。就是这样即使在下乡务农期间,只要有时间也会注意读书看报学习。也正是有了这样文化知识的积累,1977年我参加了全国恢复后第一次高考,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财贸学校;参加工作后,我仍坚持参加电视广播大学学习,取得专科学历;后来又参加在职党校学习取得本科学历,就是这样时时以父亲为榜样,不断激励自己努力学习,不断充实提高,不断争取进步。
退休后,父亲常同门口邻居下象棋。早上十点多,如果天气好,他会拿着小板凳和门口邻里几位老人找个太阳地儿,摆开棋盘切磋棋艺。父亲下棋认真,是对自己走过的棋重不悔棋;但是对对手十分宽厚,还是可以缓棋。他们下棋不太顾及输赢,边下棋边聊天,每当发现走错步了,赢得大家阵阵笑声,一盘棋往往要用好长时间。每每看着他们在笑谈中下棋聊天,一天的喜悦都会写在他们脸上。到了中午吃饭时候,大家才开始收拾棋盘拿起板凳各回各家,临走时还会相约下午见。睡过午觉,他们还会在老地方聚在一起。他们下棋似乎不在乎输赢,看重的是情谊交汇,在笑声中,生活的苦闷和困惑都会消失掉,这也是很多年后我似乎才悟出的东西。父亲也会教我下棋,马走日象走田隔子打的是炮。开始学习下棋,为了培养我的兴趣,父亲总要先让我几个子,让个车、马、炮,但我总是赢不了。看到自己的子被一一吃掉,心里着急总会乱了阵脚,最后稀里哗啦败下阵来。父亲曾语重心长的告诫我,下棋要把心平静下来,要仔细琢磨对手棋路,不能只看眼前一步,还要想到后边招数。慢慢地我开始静下心来,蹲在大人旁边认真看他们下棋,仔细留意学习他们下棋的路数。等到自己下棋时,也会学着大人的样子,不急不躁,走好每一步棋,坚持到最后的最好结局。参加工作后,自己也是按照父亲的教诲,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对待同事看重情谊,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走好自己人生道路。
父亲退休后我去上山下乡了。1974年初中毕业后,我去蓟县下乡务农。离开城市去到农村生活应该是件不小的事,父亲看似不十分上心,临近毕业分配也不去学校找老师争取留城名额。那时国家政策是家里子女中头大留城工作,如果留城的多于外地的就要下乡。当时,大哥在外地工作,另外两个哥哥在天津,姐姐属于老三届初中毕业也分到南郊一家工厂,这样依据文件精神我是十有八九下乡。当时自己十分单纯,真心是不想赖在城里吃闲饭,满心开始自食其力的生活。记得当时自己拿着户口本去小白楼派出所退户口,拿到证明后去劝业场后门家具门市部买下乡用的箱子。当时的举动真是没有多想,如果是今天我真不敢相信我还会像那时那样坚定自信、毫不犹豫,我是不敢想啊。到了离开家那天,同学们一早就来到我家帮我拿行李送行,那时我也没有在意家里人感受只顾着和同学说笑。学校组织欢送的队伍,我们戴着大红花站在大卡车上和送行的人们挥手致意,车上的同学和车下的人们喊着叫着与锣鼓声混合在一起,在众多的人群众中,我突然发现父亲瘦小的身材挤站在人群中,要是不仔细看是很难找到的,一只无力的手在那向我摇手目送。汽车离送行的人群越来越远了,父亲好像还是站在那里远远的望着我的离去。人们就是这样,往往是在回首往事的片刻,在即将远行之前,在离别之中,蓦然发现我们从未离开家人的牵挂。多少年后,当回想这些事情时自己还在琢磨,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在那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中是多么渺小,多么无助,就像一条漂泊在大海里的小船,只能任凭风浪的拍打冲击,适者生存顺其自然罢了,也只能是幼稚地翘首期盼在岁月的长河里能够平稳到达理想的彼岸。
在我下乡以后,父亲身体开始不太好,我在农村十分挂念。那时农村生活十分艰苦,我也随着生活的洗礼慢慢长大了,开始懂得家里父母的艰辛和无奈。自己节衣缩食尽量不给家里增加负担,每年几乎只是在春节过年时回家探亲,而且到了假期按时归队。父亲那时已经体弱多病,记得一次是得肺气肿住在胸科医院,后来又发现尿里开始带血。1976年唐山地震后,我家住在十六中操场临建屋里,直到1980年迁入震后政府修建的新居。临建的4年生活,冬冷夏热潮湿难捱,一张床挤占大半个屋子,病重的父亲萎缩着身子躺在床上,看到我回来才勉强露出笑容。假期结束后,我告别父亲和家人按时回到农村。转年的4月份,一天,村里的孩子在公社上学回来给我捎来电报,得知父亲过世的消息,我拿着电报找到大队书记请假。我下乡的地方与宝坻牛道口公社下务庄只有一河之隔,我们回天津大多要到宝坻县城去坐火车。我们村离宝坻火车站要有8-10里的路,村里的小伙伴用自行车送我到宝坻火车站,赶坐当天火车回家。一路上我的心情乱七八糟的,不知道家里会是什么样子。当我风尘仆仆赶到家时,哥哥姐姐他们刚从程林庄殡仪馆回来,见到我后姐姐责怪我怎么才回来。要知道当时乡村的通讯是多么困难,要不是村里学生认识我是村里知青,才肯从公社把电报捎回,否则的话还真不知要等到何时,这能怪谁呀,只能无辜无助地感受到这就是命吧,它就是让我没有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以至成为我一生最大遗憾,愿父亲在天之灵能够原谅我吧。
岁月的流逝是无声无息的,却也是残酷无情的,每当我们面对岁月有所感悟感知时,一定是在深深的回忆中,这也许是今天突然感悟到的吧。